“偶像”
这是一个诞生偶像比诞生黑科技还快的时代。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新闻：
谁谁，不想当房奴，90后小夫妻回到古村，酿最美的酒，种最好的菜，睡在最爱的人身边。
谁谁，放弃几百万年薪，只为造一把保护环境的勺子。
这篇文章，李叫兽就带你重新思考：这些偶像为什么能被崇拜?如何成为这种偶像?
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需要偶像?我们为什么喜欢在朋友圈里，转发90后小夫妻放弃房奴身份、回归农村生活的消息?
我们知道，任何一种事物持续存在，一定是因为它满足了某种用户需求——就像椅子的存在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“坐”的需求。
而“偶像”的存在，也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“心理替代”的需求——我们看到别人回归农村生活，建立了相同的幻想，以替代自己实际回归农村生活的体验。
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，是因为神经科学近些年发现，人大脑情绪表现有两个重要特征：
(1)想象体验和真实体验是相似的——你幻想自己去勇敢揭露黑幕，和自己实际这样做，在大脑情绪体验上，是分辨不出来的。
在一组实验中，心理学家让一群人幻想吃奶酪，结果发现脑部的反应和真正吃奶酪的人类似。更神奇的是，幻想吃奶酪的人结束幻想后，甚至食欲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。
(2)他人体验和自己体验是相似的——因为镜像神经的存在，我们看到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行侠仗义，和自己实际行侠仗义，情绪体验也是一样的。
在一组实验中，看到别人赌博赢钱，和自己赌博赢钱，检测到的大脑反应也非常类似(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)。
(PS.之前听说的某父亲因为年轻时想当公务员当不上，就百般逼迫自己孩子考公务员，也是相似的需求——看到自己孩子当了公务员，和自己当年真的成为了公务员，其实情绪体验类似。)
正是大脑的这种设置，才让我们可以在各种欲望之中得到一定的平衡，通过自身幻想以及观看他人的行为，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欲望满足(即使没有实质上的获得)。
很多人想获得性但实际上又难以低成本获得，于是有了Porn(色情片)。
很多人想获得快意恩仇、大杀四方的体验又迫于法制，于是有了被称之为ActionPorn的粗暴动作片。
同样，日常繁忙工作的白领们，要背房贷，要升职，要养家庭，要维持社会身份，总有很多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，于是有了很多“行为偶像”：去回归农村，去丽江开旅馆，去勇敢反对无耻的制度，去证明女性的平等……
而当我们去转发、支持、关注这些偶像的时候，也相当于获得了跟自己实际付出行动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。
如果说为替代“性体验”而产生的商品是“Porn”，那么这种为了替代“做出某些想做却不能做的行为”而产生的商品，就可以叫“Behavior Porn”了。
过去我们经常讲KOL(KeyOpinion Leader，关键意见领袖)，那么现在就不得不提一种新的领袖——KBL(KeyBehavior Leader，关键行动领袖)了。
我们知道，关键行动领袖(也就是本文所定义的“偶像”)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人进行“心理替代”的需求——我们一直想鼓起勇气去辞职创业，但迫于各种内心的压力，没有做出这样的行动。而此时有人这样做了，我们进行看电影式的角色替换，并且幻想，也获得了类似于自己实际去做的情绪体验。
那么这些人成为这种偶像的关键是什么呢?
其中的关键就是，让大众觉得：“我做了你想做的事情，但我和你唯一的区别就是克服了某种心理阻碍。”
比如我认识的一个“关键行动领袖”王辣辣，因为放下一些世俗的工作去泰国卖酸辣粉，结果火了，并且得到很多人的崇拜。
因为这些崇拜者(很多是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文艺女青年)，也一直想要去风景优美的地方开店，也跟王辣辣身份、形象等类似，但就是迫于某种心理阻碍因素(比如生活压力或者不愿意付出努力)，而没有去做。
这个时候，她们看到王辣辣去做了自己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，就容易产生崇拜、支持等情绪，从而进行一定的“心理替代”，获得跟自己实际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。
去做别人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——这是成为偶像的关键。
那么是不是只要做了“别人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”，就能成为偶像?
当然不是，你做的事情必须具备“可模仿性”——让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没能做到你做的事情，只不过是因为某种自身的心理障碍(比如不够努力)，而不是因为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(比如有背景)。
比如，为什么即使在前几年百度市值超过阿里的时候，崇拜李彦宏的人也远远没有崇拜马云的人多?
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：大家觉得马云的成功更多是领导精神、奋斗、魄力等，而觉得李彦宏的成功是因为掌握了牛逼的搜索技术。
普通人要学习和模仿马云，觉得好像很简单，只需要克服某种心理阻碍就行了——比如更加奋斗，更加慷慨激昂。
而要学习和模仿李彦宏，那就看起来麻烦多了，学习技术至少要买本C++的书来看吧，还不一定看得懂。
这就意味着，马云作为偶像，具有很强的“可模仿性”，而李彦宏，并没有多少可模仿性。
崇拜偶像，就是为了在内心进行“模拟”，以获得和自己实际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，而你不具备这种“可模仿性”，又怎么成为偶像呢。
再比如，说到最崇拜的投资人，只要是金融圈以外的人，估计10个人会有9个人会说是巴菲特。
是因为巴菲特是最牛基金经理吗?自然不是。
实际上，很多人没听说过“詹姆斯·西蒙斯”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量化投资基金经理，他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并不弱于巴菲特，甚至有的年景收益率比巴菲特还要高。
那民众为什么不崇拜西蒙斯呢?
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：巴菲特崇尚“价值投资”，讲究的是投资哲学，按股不动，看价值;而西蒙斯崇尚量化投资，需要精密的数学分析和大量的模型推算。
对普通民众来说，这两个人都做到了“他们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”，但区别就在于——可模仿性不同。
巴菲特可模仿性高，民众觉得要模仿巴菲特，更多是偏“心理”的因素(比如相信长期价值、相信趋势的力量)，只要自己在内心克服了这些阻碍，自己也能行。
而西蒙斯可模仿性就差太远了，普通民众可能不愿意去研究什么叫做“回归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”。
所以，如果要成为行动领袖，一个关键就是要让人觉得：我跟你一样，都没有资源，没有技能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勇敢去做而你不去做(比如马云的魄力)，或者我有某个信仰你没有(比如巴菲特对长期价值的信仰)。
这样就具备了可模仿性。(虽然大家并不是真的去模仿)
那么你应该如何寻找这些“别人想做但没做的事情”?
我们有太多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，如果有个跟我们看起来相似的人，主动去做了这件事，我们就会支持、点赞，在内心奉其为偶像，以获得真实做这件事类似的“情绪体验”。
李叫兽在这里就列举几种最简单的寻找方法：
1、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长期目标
有些事情，我们一直想做，但迫于某个不得不坚持的长期目标，最终没有去做。如果有人能够直接放弃这个长期目标，去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会产生崇拜。
比如攒钱买房，对一线城市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得不坚持的长期目标，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我们牺牲了很多其他的价值——比如不得不选择高薪稳定的工作、不得不克制消费、不得不仔细管理家庭的财务。
我们想挣脱房奴的身份，但又无法做出实际的行动。
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突然看到：
《不想当房奴，这对城里的90后小父亲回到500岁的农村，酿最美的酒，种最好的菜，睡在最爱的人身边》
于是就通过转发、点赞、支持甚至崇拜等行为，完成了“心理替代”，获得了自己真实在做这件事的类似体验(前面提到过，看到别人某件事，和自己实际做这件事，能获得类似的体验)。
看了这个事件后，大部分人不会真的不买房，但内心不免释怀了几分，感觉有了后路(万一真买不了房，我也不会比这对夫妻更差啦)。
所以，要成为某个方面的“行为领袖”，可以不断寻找人们苦苦坚持的某个长期目标。
毕竟，任何人在辛苦坚持某个长期目标(比如学业、升职、买房等)时，总有为了这个目标而牺牲的东西，总有那么一刹那，想着要是不用完成这个目标就好了。
而作为行为领袖，你就可以扮演他们理想中的这个自我，放弃某个长期目标，满足他们的幻想。
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：
《逃离时尚圈，她带着一大家子从巴黎到农村，成了世上最美的农妇》——放弃辛苦的职业目标(来自公众号“有束光”)
《不满教育体制高中辍学，他靠稿费一年收入上千万》——放弃高中生辛苦的高考目标(ps.这是李叫兽改写的韩寒故事)
《北大出身，不求收入却只求诗和远方，如今他的作品让亿万人春暖花开》——放弃餐具职业竞争的长期目标(ps.这是李叫兽改写的“海子”的故事)
2、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行动成本
在社会上，我们一直在被要求履行各种责任，比如爱国、环保、惩恶扬善、孝敬爸妈等，但迫于行动成本太高，最终没有去做。
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能够愿意承受巨大的行动成本，去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会产生崇拜、支持。
比如，“环保”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也想做，但行动起来的确很麻烦(难不成让我辞职去种树)。
不过，这不做的话，又有负罪感——作为一个高素质公民，怎么能不为环保做件事呢?
很简单，转发这样的文章，崇拜这个人并且进行内心的角色替换就行了：
《为了干掉全球垃圾，他发明能吃的勺子，没想到却被1500W吃货疯抢到脱销》
此时，这个偶像就相当于一种独特的“情绪商品”，让我们可以通过支持行为，获得和自己实际做这件事类似的体验(当然强度不同)。
一旦转发这样的文章，进行鼓动、支持和崇拜，就瞬间感觉自己也是一个环保的人，多年对环保不做贡献的碌碌无为感，也就减少了。
所以，想成为某个方面的“行动领袖”，可以不断寻找人们本应该做，但因为行为成本太高最终没有做的事情。
这是因为对于这些任务，我们追求的往往不一定是实际效果，而是一种“我做了这件事”的心理佐证。
比如很多简单粗暴的爱国行为(抵制肯德基)就是这种。
(责任编辑：Morse)